【“有钱任性！”杭州一家6口游迪拜，突遇战争被滞留，高血压药掰一半吃】浙江杭州，一男子一家6口，不听劝告，非去迪拜旅游，突遇战争滞留，去的时候好好的，却回不来了！更可怕的是，3个老人都有基础病，出来时，算着日子带的药，类风湿的药只剩6粒，不吃就痛，高血压原来吃1片，如今吃半片，还能吃4-5天，但药店又不敢去，最终，男子决定分开回国，3个老人和孩子先走，他们夫妻后走，可老人和孩子不会英语，可如何是好？
阿联酋这几天的气氛一下子紧起来，防空警报时不时响起，酒店里为了应对突发情况，走廊和大厅的灯光也换成了应急模式，亮度不高，照得人脸色发灰。
王某坐在房间的桌边，把一片白色的降压药放在纸巾上，用小刀沿着中间的刻痕慢慢划开。
药片很硬，手一抖就会碎，他不敢用力，只能一点点来——因为这一片得分成两次吃，家里老人已经到了“能省一粒是一粒”的地步。
这个家庭一共六口人：三位上了年纪、需要长期用药的老人，一个还在发烧恢复期的孩子，外加一对年轻夫妻。
麻烦在于，真正能沟通、能跑腿、能处理信息的，就是那对年轻夫妻；而此刻，他们却没办法和老人孩子一起走。
撤离资源有限，航班或撤离名额按优先顺序排队，老人和孩子被安排进更早的批次，年轻夫妻则被排到3月6日之后才能走的序列。
结果就是：最需要照应的一组人先离开，却恰恰缺了“能办事的人”，不但语言不通，很多流程也摸不清。
他们基本不会英语，平时在国内出行习惯了“有人带着走”，到了这种需要自己和酒店、航空公司、甚至临时协调点打交道的环境，就会非常被动。
老人身体又扛不住折腾：类风湿的药断了会疼得站不住，高血压不规律吃药风险更大；孩子还没完全退烧，发热后最怕的是疲劳、脱水和情绪崩溃。
这样的组合，在紧张局势下最怕“信息断层”——你不知道下一步去哪儿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你。
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种局面里，要从2月20日前后说起，那时他们刚到当地，计划是出来休假一段时间，带了不少现金，觉得吃住行都能解决，也相信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商业体系足够完善。
问题恰恰出在“太相信不会出事”，他们几乎没做风险预案：老人带的常用药，没有按“最坏情况”多备一份，药量基本是和行程天数一一对应的。
也没有做双重准备，比如把药分散放在不同人的行李里、准备药品处方或英文药名清单、提前查好附近医院和24小时药房、确认保险条款是否覆盖冲突地区的紧急医疗。
局势变化时，人的心理也很容易误判，最早听到远处的响动时，他们以为是节庆活动或者烟花，毕竟旅游城市也常有大型活动。
直到警报频繁出现、户外活动被限制、部分区域开始管控，大家才意识到，这不是“吓一跳就过去”的事。
紧接着，交通和供应链开始受影响：商场仍开着但货架迅速变空，部分商家不再补货；出行不再自由，很多人选择不出门；通信和信息来源也混乱，消息真假难辨。
3月1日夜里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：航空出行出现大规模不确定，原有的返程或中转计划被打乱。
对普通旅行者而言，麻烦可能只是改签、换酒店；但对有基础疾病的人，最可怕的是“药”先撑不住。
类风湿的专用药剩得很少，已经到了“数得清还剩几片”的程度；降压药本来每天按剂量服用，现在只能减半吃，靠“半片顶一天”来拖时间。
这样做不是安全方案，只是没办法中的办法：能多撑几天算几天，但风险是实打实的。
你问他们带着钱，为什么不去外面买药、看医生？在和平时期这是常识，但在高度紧张的环境里，“有钱”并不等于“能买到”。
先是安全问题：警报频繁、出行受限、陌生城市路线不熟，老人孩子根本经不起在外面折返。
而且很多药在当地未必能直接买到，尤其是处方药；就算能买，也需要处方、需要沟通药品名称、剂量、禁忌，而他们语言不通。
再就是现实层面的心理门槛：外面一旦出现不稳定因素，普通人都倾向于，待在相对安全的建筑内，何况还带着老人孩子。
王某后来把求助信息发到网上，希望有人能提供建议或协助，比如撤离信息、医院渠道、药品替代方案、翻译帮助等。
结果评论并不都是同情，反而有大量质疑和指责：既然带着老人和孩子出境，为什么不提前把药备足？为什么选择在风险升高的地区旅行？为什么平时看似“消费能力强”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却连最基本的风险管理都没做到？
这些声音刺耳，但也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观感——很多人能理解“突发事件谁都不想遇到”，但很难接受“把高风险当成没风险”，然后指望公共资源或他人去兜底。
需要分清的一点是：在这种局势下，国家和相关部门组织撤离、尽力保障公民安全，这是基本责任，也是底线。
现在对他们而言，最现实的就是把“撑到登机/出境”当作目标：药怎么分配、谁负责看护孩子、怎么在酒店内尽量保持体力和补水、遇到紧急情况，如何联系使领馆或当地紧急服务、把护照和重要文件集中管理、防止慌乱中遗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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