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【“有钱任性!”杭州一家6口游迪拜,突遇战争被滞留,高血压药掰一半吃】浙江杭州,一男子一家6口,不听劝告,非去迪拜旅游,突遇战争滞留,去的时候好好的,却回不来了!更可怕的是,3个老人都有基础病,出来时,算着日子带的药,类风湿的药只剩6粒,不吃就痛,高血压原来吃1片,如今吃半片,还能吃4-5天,但药店又不敢去,最终,男子决定分开回国,3个老人和孩子先走,他们夫妻后走,可老人和孩子不会英语,可如何是好?
阿联酋这几天的气氛一下子紧起来,防空警报时不时响起,酒店里为了应对突发情况,走廊和大厅的灯光也换成了应急模式,亮度不高,照得人脸色发灰。
王某坐在房间的桌边,把一片白色的降压药放在纸巾上,用小刀沿着中间的刻痕慢慢划开。
药片很硬,手一抖就会碎,他不敢用力,只能一点点来——因为这一片得分成两次吃,家里老人已经到了“能省一粒是一粒”的地步。
这个家庭一共六口人:三位上了年纪、需要长期用药的老人,一个还在发烧恢复期的孩子,外加一对年轻夫妻。
麻烦在于,真正能沟通、能跑腿、能处理信息的,就是那对年轻夫妻;而此刻,他们却没办法和老人孩子一起走。
撤离资源有限,航班或撤离名额按优先顺序排队,老人和孩子被安排进更早的批次,年轻夫妻则被排到3月6日之后才能走的序列。
结果就是:最需要照应的一组人先离开,却恰恰缺了“能办事的人”,不但语言不通,很多流程也摸不清。
他们基本不会英语,平时在国内出行习惯了“有人带着走”,到了这种需要自己和酒店、航空公司、甚至临时协调点打交道的环境,就会非常被动。
老人身体又扛不住折腾:类风湿的药断了会疼得站不住,高血压不规律吃药风险更大;孩子还没完全退烧,发热后最怕的是疲劳、脱水和情绪崩溃。
这样的组合,在紧张局势下最怕“信息断层”——你不知道下一步去哪儿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你。
他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种局面里,要从2月20日前后说起,那时他们刚到当地,计划是出来休假一段时间,带了不少现金,觉得吃住行都能解决,也相信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商业体系足够完善。
问题恰恰出在“太相信不会出事”,他们几乎没做风险预案:老人带的常用药,没有按“最坏情况”多备一份,药量基本是和行程天数一一对应的。
也没有做双重准备,比如把药分散放在不同人的行李里、准备药品处方或英文药名清单、提前查好附近医院和24小时药房、确认保险条款是否覆盖冲突地区的紧急医疗。
局势变化时,人的心理也很容易误判,最早听到远处的响动时,他们以为是节庆活动或者烟花,毕竟旅游城市也常有大型活动。
直到警报频繁出现、户外活动被限制、部分区域开始管控,大家才意识到,这不是“吓一跳就过去”的事。
紧接着,交通和供应链开始受影响:商场仍开着但货架迅速变空,部分商家不再补货;出行不再自由,很多人选择不出门;通信和信息来源也混乱,消息真假难辨。
3月1日夜里,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:航空出行出现大规模不确定,原有的返程或中转计划被打乱。
对普通旅行者而言,麻烦可能只是改签、换酒店;但对有基础疾病的人,最可怕的是“药”先撑不住。
类风湿的专用药剩得很少,已经到了“数得清还剩几片”的程度;降压药本来每天按剂量服用,现在只能减半吃,靠“半片顶一天”来拖时间。
这样做不是安全方案,只是没办法中的办法:能多撑几天算几天,但风险是实打实的。
你问他们带着钱,为什么不去外面买药、看医生?在和平时期这是常识,但在高度紧张的环境里,“有钱”并不等于“能买到”。
先是安全问题:警报频繁、出行受限、陌生城市路线不熟,老人孩子根本经不起在外面折返。
而且很多药在当地未必能直接买到,尤其是处方药;就算能买,也需要处方、需要沟通药品名称、剂量、禁忌,而他们语言不通。
再就是现实层面的心理门槛:外面一旦出现不稳定因素,普通人都倾向于,待在相对安全的建筑内,何况还带着老人孩子。
王某后来把求助信息发到网上,希望有人能提供建议或协助,比如撤离信息、医院渠道、药品替代方案、翻译帮助等。
结果评论并不都是同情,反而有大量质疑和指责:既然带着老人和孩子出境,为什么不提前把药备足?为什么选择在风险升高的地区旅行?为什么平时看似“消费能力强”,到了关键时刻,却连最基本的风险管理都没做到?
这些声音刺耳,但也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观感——很多人能理解“突发事件谁都不想遇到”,但很难接受“把高风险当成没风险”,然后指望公共资源或他人去兜底。
需要分清的一点是:在这种局势下,国家和相关部门组织撤离、尽力保障公民安全,这是基本责任,也是底线。
现在对他们而言,最现实的就是把“撑到登机/出境”当作目标:药怎么分配、谁负责看护孩子、怎么在酒店内尽量保持体力和补水、遇到紧急情况,如何联系使领馆或当地紧急服务、把护照和重要文件集中管理、防止慌乱中遗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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